历史考研时间，历史考研时间安排
学习和研究历史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现在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新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仅仅盯着这70多年，而应该将眼界放宽。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就以宽广的视野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为我们从更加宏阔的视野开展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可见，开展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既要着眼过去又要放眼未来，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
研究新中国史，不关注当下是无法做出有深度的研究的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界标。但“新”“旧”中国并不能因此而截然断开。毛泽东诗词中有歌颂新中国的名句“雄鸡一唱天下白”，从漫漫长夜到雄鸡报晓，并不是瞬间完成转换的，从黑夜到日出有一个东方欲晓的过程。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新中国的历史就不能机械地以1949年为界，限制自己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这个执政党在延安时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以自己领袖命名的指导思想以及一套完整的组织和思想建设机制，这些对新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此，完整地把握和准确地理解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是研究新中国史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共产党是打败了国民党才建立起新中国的，推而广之，民国时期的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都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新中国史的重要前提。20世纪上半叶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挫折和失败，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将两者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天平上，能使我们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认识和评析新中国的历史。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青年学者和学生的重视。新中国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年岁稍长些的研究者在进入这一领域前，大都做过1949年以前历史的研究，而年轻一代往往一进入历史研究就一头扎入1949年后的历史。这样的好处是主攻方向明确，但容易受限于视野不够开阔，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时间的另一端是当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笔者读本科时听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当年体会不深，甚至认为应该反过来讲，猴体解剖才是人体解剖的钥匙，就像生物实验室中通常所做的。但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让笔者理解了这段话所蕴含的哲理。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史的一条主线。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有对内、对外开放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我国的力量。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推动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到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976元。今天回过头去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以及之后的发展历程，原先看不清楚的历史进程就可以看得清楚些，原先不全面的认识可以变得全面些、客观些。
因此，研究新中国史一定要关注和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以获得历史的纵深感来剖析和理解已经过去的历史。研究古代史，或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但研究新中国史，不关注当下是无法做出有深度的研究的。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外，中国内部的空间因素也不能忽略
所谓空间因素，首先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梁启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其中最后一个阶段起自乾隆末年。葛兆光称1895年以后中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显然，进入20世纪后，中国已经与世界越来越联为一体，不可分割了。要研究20世纪的中国，必须了解世界，了解并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成立时，冷战已经开始，世界分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因此，如果要更好地开展新中国史研究，尤其是对一些涉及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的分析，就必须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
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方针的出台为例，就不得不考虑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这样做，“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和国际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仍不能忽视。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著作《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就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对法国及其知识分子的，通过法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所付诸的行动，也使我们增加了一个外部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史。
德国学者史傅德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与笔者合开过一门全校通识课，我们分别从欧洲和中国的视角讨论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这样的讲授不仅深受学生喜爱，笔者也从他有关欧洲的历史讲授中获得启发，加深了对当时中国的认识，并对自己讲授的内容有新的补充。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影响更加深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外，中国内部的空间因素也不能忽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因此长期以来区域发展存在一定差异。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有鉴于此，学界对新中国区域历史的探讨已经非常充分，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新的理论和问题的产生，区域间的差异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而以地方为研究路径的新中国史取向仍会是一个重要选择。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史研究》便进行了很好的实践，刊发了不少当代地方历史研究佳作。
总之，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广的空间中，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展现其更完整立体的面相，研究者也得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段历史，既可以更好地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能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
（作者：金光耀，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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