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考研，中国古代文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文/李寻
1 中国古代科技史要拉“通”了看
中国古代科技史要拉“通”了看，这个“通”有以下两层含义：
第一、要在时间上拉“通”了看。要从自这片土地上有人类活动时起，一直看到现在，而且要以科学技术为主体，而不能以朝代为主体，科学技术是独立的因素，尽管与王朝更替有关，但有其独立的发展演变轨迹，有其自身内在的动因。如今治中国古代科技史者，无论是写综合通史，还是写学科专门史，均以朝代为主要时间线索：其章节基本上如下：秦汉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隋唐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或秦汉时期的医学（建筑学、数学……），隋唐时代的医学……等。将科学技术作为王朝更替的附属品，好像隋唐时期的医学就一定要与秦汉时期、明清时期的有所不同，而且应该有所进步才行。这种研究方法不能揭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真实本质与流变动因，使科学技术成为王朝更替史的“点缀”了。这不能叫“通”，只能叫“昧”。我所谓的“通”是不再以王朝更替为时间线索，而只以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容与形态变化为线索，认真探索各种科学技术本身的形成原因、演变原因与呈现方式，从而揭示出其本身内在的演变规律。
第二、要在思维方式上拉通了看。这里又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打通学科界限看问题；二是要打通区域文明界限（如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界限）看问题。从古到今，各个区域文明人群（如民族、国家等）的科学技术都是分成若干学科的，比如中国有医学、农学、百工、方技、天文之分，西方有医学、物理、天文之分等。各民族的科学技术分科方法不同，同一民族的科学技术在不同时代的分科方法也不同。而现在治中国古代科技史者，多以现代科学的分科方法为标准，来做专门史研究，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这样将各个专门学科加起来也无法反映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全貌，因为在分科的过程中，无疑会略去许多划不到任何一个学科的内容，无法还原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全貌。比如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包含了许多现代的矿冶、化学、医学方面的内容，但其独特的思想基础又是道家、神仙家的学说，他们的技术路径只能在这些“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释，而如果我们从现代的医学、化学、矿冶的角度各取所需，抽提出有利于这种学科线索的内容编撰出完整的知识链时，确实能证明我国古代在化学、矿冶、医学上的很多成就已经不亚于现代，但是回答不了为什么没有在这么“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上发展出现代科学，也回答不了怎样才能让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对接的问题。
诚然，中西方文明自产生起就有明显的不同，但在科学技术这种面对同一种研究对象的智力活动上，是有很多共通性的，我们应该深入细致地研究何以对共同的研究对象（比如天文学家对天象、医学家对疾病）会有不同看法，而基于不同看法的不同手段又解决了共同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突破过去那种所谓“中西方文明”对比研究的模式（其实就是简单地将古希腊科学的知识形态与中国古代科学的知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对比），真正进入到那时科学家们的思维状态中，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出人类智慧的丰富性，才能使古代科学技术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本文即是按照“拉通了看”的原则，思考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初步尝试。
2 人类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
目前就我们的理解能力而言，人类的知识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经验，一是来自理性（也就是西方哲学中所说的经验论和唯理论）。
所谓经验，其实就是通过人对客观对象的观察，并辅以人工实验手段的模拟验证，建立起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公认的知识体系。
所谓理性，就是人头脑思考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因人而异，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且没有一定之规，很多新想法是临时突然从头脑里冒出来的，连思考者本人也未曾想到自己会如此思考问题。
迄今为止，人类所公认的科学知识，全部起源于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考。由于理性思考与经验观察深刻地搅在一起，常常难以将二者清晰地分开。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对时空的认识能力和审美能力等从经验世界中抽象出来，称之为“纯粹理性”，以证明理性独立于经验之外，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也有哲学家将数学也作为“纯粹理性”的一种，证明不依赖经验也能产生出知识。
我觉得，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是经验与理性杂糅作用下的混合体，已经很难从这个知识体系中区分出来何者来自经验、何者来自理性，就是来自“纯粹理性”的那些科学知识，也必须经过经验的验证才能成立，才能被接受。任何一个科学天才的想法，不管人们对他产生这种想法的大脑内在机制有多么难以理解，他这个想法转化成公认的知识的过程就是经验验证，而且，他的想法也是别人经过学习和了解、能在理性中获得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牛顿或爱因斯坦这些人何以会产生出那些具有创造力的想法是不知道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也无法用教育或训练这些手段创造出一个有着类似想法的天才，但是，当这些天才前所未有的想法说出来后，我们是能理解的，而且这些想法能成为公认的知识，是经过很多不同的人，用各种实验方法验证过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类知识，是既未通过经验反复验证的、也是人类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但又经常被人们经验所能感知到，这就是沉淀于人类神话传说、宗教故事，以及巫术中的那些知识，哲学上把这种知识称为“超验的知识”，即超出经验之外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康德的“纯粹理性”不同，基于纯粹理性上的知识在哲学上被称为是“先验的知识”，即先于经验的知识。“先验的知识”与“超验的知识”的不同之处在于，“先验的知识”是可以被理性所理解、被经验所验证的知识，而“超验的知识”是人类理性所不能理解，也是经验所不能验证的知识。在“超验的知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各种江湖骗子编造出来骗人的把戏，如算卦先生、伪气功师、巫师等等编造出的五迷三道的障眼法，这些东西是能被经验戳穿、用理性识破的，算不上知识。剔出去这部分内容，仍有一些“超验的知识”（如上帝是否存在，是何种形式的上帝等）是经验无法认识、验证，人类理性又无法驳倒的知识。这些知识有时作为一个“悬设”（康德语）参与了人类科学知识的构建，有时，在人类知识世界之外，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提示着别的什么意义。
由此看来，对人类现有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经验可以验证的知识；另一类是人类理性不能理解，也不能验证，但又无法证伪的知识。这两类知识有时是分开的，如科学知识和宗教知识；但有时又搅在一起，如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在思考终极问题时，不仅不能排除“上帝”的存在，而且有时要以“上帝”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成立的悬设（人们所熟知的“上帝就如此掷骰子?”的提法是一例证）。前一类知识构成了一个常识的知识世界，通常人们所说的“科学知识”就是这一类知识，而后一类知识构成了一种破坏“常识”的力量，每次重大的科学突破，都是从一些杰出科学家匪夷所思的想法开始的，这些想法的产生过程至今很难得到经验和理性的解释。
人类是历史性的存在，每一个人都存在于历史之中，一个人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有父有母，而其父母能存在，也是因为他（她）们各有父母。而每一代人一出生不仅要面对着父母祖先，而且要面对着父母祖先留下的知识，每一个人知识建立过程是以学习父母以及上一代人积累的知识开始的，在完成学习之后，他通过独立的观察与思考，可能形成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下一代人来讲，又是历史性的知识了。所以，人类的知识又可以分为历史性的知识和自己摸索新创造的知识两种类型。对每个人来讲，他自己摸索新创造的知识是完全可理解的，但对于历史性的知识，他就不一定完全理解了，那些他不能理解的知识中有一小部分是超验的知识，有一大部分只是另一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理解。
人类的历史性的知识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如果追问到底，也是没有确凿答案的，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类知识的起源，是基于现存的人类世界而言的，对于历史上的人及其知识，我们所知甚少，人们能够直接接触并接受的“历史性的知识”依赖于两种要素，一是人，二是记载知识的文献；主要是人，一代又一代的老师给学生当面讲述过去形成的知识，并推荐参考文献，这是人类知识传承的主要渠道。而通过老师讲解、推荐传承的文献只是已经形成文献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文献沉淀在图书馆中了，其上面承载的知识也就湮没了，如果，图书馆也毁于战火，那么，就彻底失传了。所以，事实上，人们所了解到的知识只是人类已知知识的一小部分。我们一步到位地追问：人类最早的知识是什么样的？它们又是怎么来的？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比较清楚：人类最早的知识现在已经所剩极少，而且混杂于宗教故事或神话传说之中。可以这样说，现在人们所能知道的最早的人类知识都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知识。
第二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它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是怎么来的？关于这个问题，至今是没有确凿的科学答案的，有的只是未经验证，可能也永远无法验证的假说，共三种：一是进化说，一是神创说，一是外来说。
进化说又称进化论，是现在主流的学说，说人类是由其它动物如猿逐渐进化而来的。越来越多的现代生物学证据在瓦解这种假设，按照这种学说，自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出现之后，人类的知识是一代又一代人经验观察积累的产物，在积累中得到进化。这种学说很大程度上符合人们的经验观察，但无法解释人类“纯粹理性”如时空感知能力、数学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来源，也无法解释科学史上的知识突变，如科学革命等。
神创说即指人是由神创造的（无论是这个神是上帝还是女娲），按这一学说，人类最初的知识和现在最根本的知识都是神给的，如俄罗斯哲学家恰达耶夫所说，人类诞生时，上帝曾与他们做过深入的交谈，人类也深刻地理解了上帝，人类的知识起源只能这样理解。再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在思考到终极状态时，都引入上帝作为一个悬设。神创说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人类最初的知识起源问题，也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人类思想的突变问题。但是，它最大的弱点是无法得到经验的验证，迄今为止，经验科学没有验证神的存在，而它之所以能对人类知识的起源和突变做出较好的解释，也恰是因为其不可验证性，所以，这种学说只是一种假说。
外来说是说人是从外星球上来的，按照这种学说，人类的知识是从外星球上带来的，这种学说可以解释人类最初产生的那些现在无法理解的知识的来源，但无法解释后来人类思想的突变。而且，就人类的起源这个问题而言，这一说法没有回答问题，只是把问题给“踢”到外星球上去了。
好了，现在谈一下我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结论性的认识：
1、人类有一个起源。人类一定有一个起源，就是说，人类之前的地球上是没有人类这个物种的，在某一个时间点（或段）上，人类出现了。第一批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时，是没有父母的，或者说他们的父母不在地球之上，或者说上帝是他们的父母，总之，第一批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时，他们在地球上是没有父母的。
得出上述结论，是出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经验，是理性告诉我们说万物一定要有个起源，可经验没有观察到任何生物的起源（包括现在实验室中也没有从非生命物质中制造出生命来，人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从一种生物物质转化出另一种生命物质）。关于我们的这种理性本身，也应归入“纯粹理性”之列，无法解释其原因。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我本人是强烈质疑进化说的，这种学说本质上是基于经验论的，而且寻找了许多经验证据来支持其学说，可是，越寻找经验证据，越证伪了这一学说，越来越多的古生物学证据，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现代生物学证据，证明现代人与古猿及所谓尼安德特人没有遗传学上的联系。而且用纯粹经验主义的方法解释不了人类科学思想史上的突变现象。
2、人类起源时就带着知识。人类来到地球时，没有“父母”，但有知识，这种知识不是指他们的先天具有的思维能力（所谓“纯粹理性”），而是一种有外在形态的知识体系，这种形态可能是口耳相传，有语言，没有文字。这些知识并非指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如火和工具的使用、家畜饲养、农作物种植，乃至制陶和冶金技术等，这些知识可以用经验积累来解释，如在火中发现可以用烧硬的泥土做陶器，在做陶器的过程中发现了冶铜和冶铁的技术等。但那些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如中国的阴阳学说，古希腊苏格拉底之前的天文学说等则是无论如何用经验解释不通的。只能说，那种学说是与人类一同出现的。
3、那些和人类一同出现的最初的知识已经变得残缺不全，不可理解，沉淀入宗教，并时常被一些江湖骗子利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最早的人类知识没有储存介质，只靠口耳相传，所以，在传承过程中损失极大，丧失了完整的形态；二是对于这些丧失了完整形态的知识，后来的人们既无法理解，也没有验证它们的经验手段，所以，只有将其置之不理，任由一些非理性的解释和利用滥用之。
4、自从出现以来，人类的大脑及其它一切参与思维的器官在神经组织上和生理机制上没有变化，这决定了人类的思维能力自古至今是一样的（即所谓“纯粹理性”是一致的）。正是这种思维能力，使得人类又逐渐发展出新的知识系统，首先是发展出文字，发展出记载文字（信息）的介质，如纸草、甲骨等；其次是发展出人类理性解释的科学体系，如古希腊苏格拉底以后的知识，和中国秦汉以后的知识等。
5、从知识形态的证据来看，西方科技史经历了以下四个大的阶段：
（1）前苏格拉底时期
（2）苏格拉底后的古典时期
（3）中世纪神学时期
（4）近代科学革命以后时期（直到现在）
中国科技史则经历了以下三个大的阶段：
（1）秦汉之前时期
（2）秦汉以后直到清末民初西方科技传入前时期
（3）清末民初直到现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时期
在后面，我会比较详细地讲述中西方科学史上的特征。
6、有证据表明，后来这些人类的知识与人类最初的知识有一定的吻合之处，即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人类最古老的那些知识（如古希腊的天文学、中国的阴阳学说）时，居然也能解释得通。所以说，不能排除人类的知识正在向原初的状态“回归”。
7、上述结论仅可以较完整地解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科技史的发展过程，但是，不能排除“神创论”和“外来说”的阴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上述解释是基于“神创论”和“外来说”之上的。“外来说”可以比较合逻辑地解释人类最初的知识起源，也可以比较勉强地解释人类有文字记载以后科技知识发展过程，而且，基本是用人类的理性与经验在解释人类出现的历史，故我们不妨将其视作是一种知识来源的假设。但是，“外来说”无法根除“神创论”，也许在人来的那个星球上，是神创造了人，而且说不定这个“神”偶尔还会光顾地球，看一看它的创造物。
基于外来说，我们可以假想出这样一幅图景：第一批人类不知从何处来到地球，带着异常发达的知识，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超过了现在人类所达到的程度。他们已经不用文字，只有语言，用语言和眼神就可以交流全部信息，而海量的信息储存在类似于今天计算机上的“硬盘”和“闪存”（U盘）上，因而，他们头脑中很少记忆完整的知识。而且，他们用于储存信息的介质是生态环保的可降解的“生物芯片”，（他们早就淘汰了纸质媒体），连他们使用的一切材料和工具甚至穿着的衣服都是可降解的生态环保材料，在他们原来的那个星球上，一切材料与器物都是可循环利用的可降解生态材料，比如房屋过一段时间就换幢新的，旧房子降解为自然泥土。但是，一些突发的，他们没有预想到的因素突然中断了他们完整的过程计划，只有一部分人来到了地球，而绝大部分人以及将要完整地搬迁过来的文明系统永远地消失了，留在地球上的这批人，成了被遗弃的人。当然，也许还有另一部分人留在了别的星球。他们带到地球来的那些生活保障物质也许在几十年间就消耗尽了，他们借以来到此地的装备、服装已经全部降解了，他们早已只习惯口述录入信息，不会写字，甚至不会寻找留下刻痕的石片，他们大量死亡，只留下了极少数的人，也许只过了几百年，这些人类的后裔除了还口耳相传地承继了一些能代表他们当时文明水平的知识与行为外，新生出来的婴儿只能如同动物一样，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他们凭着残缺的记忆，恢复了用火的能力，恢复了饲养家畜和种植植物的能力，半恢复半创造地发展出了制陶工业和冶铜工业，然后重新创造了文字，再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人类历史了。
我再次强调，这只是个假设，一个科幻式的假设，但这个假设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此后的人类科技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未来的命运。人类的科学，到底是人类大脑结构进化的产物，还是对古老记忆的回归？人类的未来，是毫无目标的自然过程，还是正在走向可以控制的某个阶段？
这都是问题，是可以成立的问题！在我看来，人类全部科学史只证明了人类的能力：可以提出问题！至于答案从来没有确凿的。
3 中国最古老知识的残存痕迹
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万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我指的是有确凿生物学证据的现代人，那些更为古老的类人猿如蓝田人、元谋人等，在生物人类学上尚不属于现代人。这批先民应该是携带着知识出现的，只年代久远，我们已难以清晰地了解他们携带着怎样的知识，只能从有限的考古学发现和后来的文献去推测那些知识的存在以及内容。到商朝甲骨文出现时，中国的先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约七千多年，这期间，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文明痕迹：聚居村落，甚至城市、陶器、青铜器、玉器等，那些复杂的建筑与手工业品是需要知识的，可关于这些知识，我们现在已无从所知。即便按经验论的观点，说这些手艺出自先民们反复尝试，逐渐积累起的实践经验，那么，审美呢？
难道审美也是积淀起来的？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为例，那个冶炼出如此大规模青铜器的古老部族没有留下文字的痕迹，但他们所制造的青铜器人像有着非常奇特的造型：像一群现代的宇航员。还有很多器物如青铜辐轮酷似现在的汽车方向盘。将这些青铜器解释为远古先民的宗教用具似乎也可成立，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他们根据什么创造出了这些宗教崇拜的具象物？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个人倾向于将三星堆青铜器的外形来源归于他们对自己最原初的知识的记忆。
商代出现了甲骨文，但由于至今尚未完成对甲骨文的破译，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出土的甲片上刻着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将甲骨文定为“卜辞”的假设面临重大的挑战，按照“卜辞”思路进行的解读要重新认识。）
确凿的文献出现于春秋时代，我们已经不知其最早出现的时间了，只是知道，在公元前400年以前，就应该有了“书”，即有了系统记载知识的介质，春秋时的百家争鸣应该是有介质传承的知识积累下的产物。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文献均出现于这个时期，在此之前，可能已有数百年的积淀。当然，我们今天读到的有关春秋以及更早的西周时的文献应形成于战国以后，甚至更晚的汉代，也就是说是经过春秋以后的人整理出的文献，这些文献中固然保留了一些最古老的知识，但更大的一部分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加进去的新内容。
我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区分哪些事是最初先民携带的知识，哪些是后人根据自己理解添加进去的知识。那些在当时人的理性看来匪夷所思的知识就是最古老的原初知识，而按当时人的理性可以具体解释的知识就是后人添加进去的知识只有两种知识是有代表性的，一是阴阳术数学说；一是有关地理的知识。
最古老的有关阴阳学说的论述其实非常之少，又非常简单，我觉得只有三条：
1、《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2、《易经·系辞》：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3、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经法·论》：
“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
对于这些记载，自战国以后有无数人做过解释，但均牵强附会，没有回答清楚什么是阴，什么是阳，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而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太极生两仪不是三仪，为什么两仪生四象不是六象？即便这些数字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也总得有个原因吧！这些问题都没有解释清楚。既然都没解释清楚，也就给了我去解释它的勇气，而我的解释方法是将这些文献记载与现代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
现代科学关于物质的基本结构有如下认识：
1、世界上的物质是由分子这种微粒构成的，比分子小的粒子是原子，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带负电。整个原子不显电性。
2、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带正电，中子不带电。
3、原子核里具有相同的质子数和不同的中子数的同一元素的几种原子叫作同位素。最小、最轻，也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原子是氢原子，氢原子有三种同位素，分别是普通氢（氕）、重氢（氘）、和超重氢（氚），它们的原子量分别是1，2，3，因为核里的质子数不同，如下图：
4、原子核外的电子是分层的，电子层最多的元素为七层。每层能容纳的电子数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公式为2n2，n为电子层数。第一层电子最多不超过两个，最外一层不超过8个。
按照这种理论来理解中国古代文献的阴阳及数字记载的话，可以得出如下解释：
道：乃是初始的，形成宇宙万物的初始力量。
道生一：这种力量创造出了一个氢原子，氕（H1）
一生二：氕自己生出了个“二”，即含有一个中子的H2（氘）
二生三：氘又生出了个“三”，即含有两个中子一个质子的氚（H3）
三生万物：各种元素是在最重的氢原子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无非是质子数，中子数和电子数的增加而已。各种元素互相结合，形成千姿百态的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世上万物分析到微观原子的层次，无非是一群带负电荷的电子环绕着带正电荷的原子核运动的原子微粒。
冲气以为和：在电子和原子核之间充满着一种像空气一样看不见的力，这种力使电子和原子栏结合成一个原子整体。
对《易经》中那段话的解释：
任何变化（即易）总要有个开端，最开始的开端（太极）是出现了正、负两种电荷（两仪），最基本的原子里分别有两种电荷的四个微粒：即H3（氚）原子的一个电子和其原子核里的两个中子，一个质子（即“两仪生四象”），最外层的电子数不能超过8个（“四象生八卦”），一切物质的变化不过是正、负两种电荷重组的变化（“一阴一阳谓之道”）。
对《经法·论》中那段话的解释：
天执一：上天最初只给了一个氢（H）原子。
明三：氢原子核里最多有一个质子，两个中子共三个微粒。
定二：只有正、负两种电荷。
建八正：最外层的电子数最高不能超过8个。
行七法：最多只能有七个电子层。
上述解释当然是笔者的穿凿附会，没有任何文献上的证据，所引用的科学知识是18世纪以后西方科学家逐渐建立起来的，那些人没读过中国的古文献，而中国古代的人也不可能接触到近代西方才出现的科学知识。但是，当我们把两种知识体系中的“碎片”这样连缀起来时，发现居然能严丝合缝地对上，不失为一种解释方式。至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这类数字不是无本之木，是有来源的了。
回过头来，再看春秋以后的中国人对阴阳学说的解释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首先，没有一个人去解释“一、二、三、四、七、八”这几个数字的来由，都将其当作不证自明的当然的存在，以致于现代学者称这是当时人“对特定数字的信仰”。依我看，这是由于最初的口耳相传的知识在传递过程中，逐渐遗失了对这些数字的详细解释，到老子时，他只是记住了些结论，自己也讲不清楚数字的来由了。听他讲的人不能理解这些数字的来源，于是便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孔子那样的人，持理性的清明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自己不懂其来源的事置之不理，只讲自己知道的事；另一种就是骗子了，如那些算卦占卜的巫师术士们，利用这些太古传下来的谁也不知道的数字去骗人，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赋予这些数字神秘的意义。事实上，所有此后的资料都证明言术数者皆为江湖骗子。
其次，对阴阳的解释发生了朝可感知的方向的变异。可能在老子和比他更早的西周的伯阳父那里，他们还是把阴阳当作正负电荷来理解的，只是不知道其来由，而伯阳父在解释三川地震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地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国语·周语》）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这个意思。但后来，比如战国时期，文中子对《老子》中“阴阳”学说的解释就发生了偏离，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本实生于心，草实生于英，卵胎生于中央”。前两句是老子传下来的话，后面的，全是他自己的臆想，他已经弄不明白“阴阳”是什么意思了，只是根据非常直观的观察，如树种子在壳里，草的种籽来自花心，动物的卵或胎在肚子里，便想出“阴阳合在一起”，就是动植物中间那个传递生命的种子或卵胎。再往后，阴阳被描述更多的可感知的东西，如太阳为阳，月亮为阴，山南见太阳的地方为阳，山北背阳的地方为阴，再附会为温暖为阳，寒冷为阴，甚至男人为阳，女人为阴，等等，这些附会已经远离其正负电荷的本意，也变成了一个术士骗人的把戏。后来的阴阳学说除了被方术之士（后来的道士）用作骗人的工具外，还有一部分流入医学，成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关于流入医学的阴阳学说，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后面再细说。
另一种最初的知识可能是地理学，中国人很早就有“九州”的概念，《尚书·禹贡》中记载大禹治水分九州，那还可以理解为是人们生活经验中的产物。但是，战国时著名的阴阳家邹衍关于九州的说法，就不能说是来自经验了，他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不可能是来自他自身的考察，也不能仅理解为他的想象。我推测邹衍可能是一个收集并掌握上古知识比较多的人，他的阴阳知识和地理知识是来自最早人类口耳相传下来的知识，他在传授这些知识时也已说不清知识的来由，而且有些转述已不准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些解释，可是不能说服别人，所以，后人以为奇谈怪论。
再晚一些，汉代的纬书所记载的，如《龙鱼河图》中说，中国之外有十洲“玄洲在北海中，……上有芒草玄涧”“流洲在西海中，……冶其铁作剑，光明照洞如水精”等等，我觉得也不像是凭空编造出来的瞎话，或许是从别的渠道获得的人类最初来到地球时的一些知识。
说一说我的推论：我觉得，这些在春秋时已无人能正确清晰地理解其全义的知识，可能是最初来到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人携带来的知识，在数千年没有文字介质的传递中，逐渐成为不可理解的知识碎片。这些知识碎片因其不可理解性，被一些江湖骗子（方士术士之流）当作骗人的工具，也有一少部分被严肃的学者记住了，当作百思不得其解的思考对象，对其进行强行解释，这种解释的一部分融入了这些人自创的新知识中，如张仲景的医学理论便是其基于对阴阳学说的宽泛的强行解释之上的。
人类的知识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基于最早口耳相传的知识碎片之上的。有些人鉴于对这些知识碎片已无法理解，转而自想办法，如中国的孔子、墨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等，他们开辟了人类理性重建知识的道路。但在人们重建知识的历程中，最早的初始知识的影响总是时隐时现地起作用。有些时候，与原有的知识碎片切割得越干净，意味着越多地创造出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新知识，如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毕竟他们使人类摆脱了神迷五道的骗子。但在有些时候，那些与人类初始知识切割不干净的知识体系中，所包含的知识的思想深度可能远远超过那个时代人类自己能摸索出的知识的水平，比如中医中的一些基础理论等，对这些理论的重新认识，可能会提高当下的科学水平。古希腊和古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详情可参见拙文《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科学的影响》。
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知识传递与创新的过程中，春秋以后中国知识的发展情况。由于这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我一时难以尽述，故只选择医学这一个专门学科来讨论。
4 关于中国古代医学的若干思考
一、中国古代医学的三个特点
我发现，中国古代医学有如下三个特点：
1、其基础理论都是不能被过去和现在的人所能理解的。
中国古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说、药物学说、脏腑学说等，这些学说自成体系，但迄今为止，我并未见到合乎理性的解释，不仅现在的医生们（包括中医专业和西医专业的，以及搞生物生理学专业的专家学者们）不能理解，而且古代的医生，从张仲景起，就没有真正深入地理解过这些理论。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关于这些理论的解释文献，没有说明其基本概念是怎么来的，而只是将其当作一个先天存在的、毋庸置疑的道理强行加以运用，勉强地解释一系列病例。
2、中国古代医学确实治好过很多病。
这是有案例可查的，比如自明代以后，中国就掌握了治疗天花的技术，当然，由于只是在经验摸索中掌握了这门技术，没有规范化、体系化的普及推广，所以，在实际临床上，仍有不少因天花而死亡的病例，但是，总有些人被治好。关于中国古代医学的疗效，现在已经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瘟疫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以致全城人口濒临灭绝的事件，或可说明，中医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里，中医中药的疗效也是铁一样的事实。很多疾病西医已经束手无力，只好任由中医来死马当作活马医，反而见到了明确的疗效，著名的案例有对“非典”（SARS）的治疗，对艾滋病的治疗，对部分癌症的治疗，等等。当然，这些治疗的效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治好这几个病人的办法放到另外几个同样疾病的病人头上就不顶用了。
目前，中国医学的临床状态是这样：有病先按西医的办法检查、诊断，确定出具体的病名及病因，对西医能采取有效手段治疗的病就用西医手段治：吃药、打针、开刀手术、放疗、化疗等。对西医只有病名、不知病因，或完全已无治疗手段的病就交给中医来治，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中，是有一部分有确定疗效的案例出现的，但这部分案例并不算多，而且治疗方法不能有效地复制，因为用到其他人身上不一定顶用。
3、中国古代的医生们（也包括现代的中医医生）是在不明白其医学原理的情况下，进行临床实践的。
如果我们严肃、客观地分析一下中国医学史上的医生，分析他们的理论、病案、临床方法等，便不得不承认，他们对自己是如何治好那个病人的病的，其实也不理解其原理，有些病例没有原因解释，只是一个类似神话的传说，有些病例有解释，但几乎所有的解释都不合逻辑，连他们自己的医学逻辑也不合乎，所以说，他们能治好病，只是“冒上”的，是靠概率在治病。不只古代中医，就是现代中医（只要他是个正宗的中医）也是同样：用不明不白的原理、不明不白的手段，治好了不明不白的病（当然，也有不明不白没治好的病例）。
上述特点是笔者个人之浅见，肯定会引起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愿意与任何同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一路分析下去。
简单地总结一下中国古代医学的特点：
基于一个庞大的，人们不能理解的知识体系之上，由半明白半糊涂的一代代医生，半明白半糊涂地治好了一部分病，同时，也治不好一部分病。由于中国古代医学的这三个特点，当它遭遇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现代西方医学冲击时，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它从来就没弄明白过一个道理，明明白白地治疗过任何病。所以，跟已经讲明白了道理的西医对抗时，仍然讲不明白道理。所以，不断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但是，也同样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西医彻底不知道的领域，中医仍有一定疗效，所以，西医永远也无法取代中医。不只是因为政策、体制上的保护，我相信，就算是官方在政策上真如某些人之所愿取缔中医的话，中医也会以某种形式在“地下”顽强地生存下去，就像古代的张角、张宝，现代的胡万林、张悟本一样。
由于中国古代医学是个自成体系的封闭性的知识体系，所以，只要是流传下来的中医知识就是没有经过西医改造的（主要是改造不了），也可以说，现代的中医几乎等同于古代的中国医生。但在主流医学临床实践上，学习中医出身的中医绝大多数并不是按中医传统的方法在治病。首先，在诊断方面，脉诊只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是依靠西医的化验检查手段来下诊断的，血常规、尿常规、B超、X光、CT等等；其次，在病因与病名确定上，都是按照西医给定的名称和解释进行的；最后，在治疗手段上，用过去的方剂来对应西医的病名施治，按严格的中医理论标准，这是严重的不对症，但在医疗管理上，却合乎规矩，而且居然也似乎治好了一部分人，至少如他们所说：有辅助疗效。
但是在民间层面上，几乎在“地下”状态，仍然有些人试图以传统中医的方式在治病。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就有不少这样开个人诊所的中医主要靠传统中医的方法治病，笔者曾经考察过几位在病人中口碑颇佳的名医，发现他们虽然多多少少地受到了西医的影响（很多人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大多数都妥协了西医的疾病命名），但确实是在用中医的方法诊断和治疗。他们中有的擅长诊脉，号脉诊断颇准；有的敢大胆用药，有时确实药到病除，显示出古代中国医学在现代世界里顽强的生命力。出于上述原因，我觉得可以将“中医”和“中国古代医学”当成是同一个概念讨论问题。
二、换个思路看中医
如前文所说，中医因不可理解而存在，因不可理解而无法发展成现代医学，因不可理解而遭受西方现代医学的重创，也因不可理解而像“秘密社会”一样顽强地保存下来了。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思维和现代西方医学的思维是永远解不开这个死结的：中医永远不能被理解，所以，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看中医，这个思路就是人类最原初的知识形态。
我觉得，中医理论中那些不可理解的知识可能是中国初民刚一出现时携带来的知识，历经漫长的岁月留下了这些知识残体，而且，基于这些知识残体的临床医学实践有效地治好了一部分人的疾病。由于漫长的口耳相传中的信息损失，关于这些知识只留下了结论，而没有解释，或者说因丧失证明其解释的手段让这些解释即使流传下来，也不能说服别人，没人理解，久而久之，也就无人记忆传承了。后来的医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解释这些知识残体，结果总是牵强附会，不及其义，但可以按照那些药物知识来治病，又总能取得一定的疗效，于是就延续至今。
中国古代的医学，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现在的中医，其基本的状况就是如此，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文献的角度看，先秦是没有专业的医学文献出现的，汉代到魏晋之前，形成了专门的医学文献，《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伤寒论》《难经》等四大医学名著均是在汉代形成的，出土的秦汉竹简帛书中，也保留了一些医学内容。这些内容中基本上呈现出了后来的所谓中医基础理论的全部内容，而且，只是结论或运用，不可解释。这些文献中记录下了少量初民所携带的原始医学知识，但也夹杂了大量后人的不合逻辑的瞎猜与解释。自晋代以后的医学文献中，再也没有增加初民携带而来的原始知识，所增加的都是当时自己的理解，自然都言不及义。
相比较起其它知识，中国远古医学知识保留下来的算是比较多的，至少它没有受到秦始皇焚书的影响。
西方现代医学也经历过了类似的历程，所不同的是，他们后来的人在独立的新的理解中，发现了体循环和肺循环的差别，发现了细菌等微生物学，建立起了基于微生物学和解剖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医学。我们中国人，则一直没有在后来的思考中出现这种突破。
但是，确实不能说现代的西方医学已经达到了医学的最高水平、是无法突破的，甚至不能说，现代西方医学的发展思路是唯一正确的思路，正如医学界所公认的那样，西医发现了很多不治之症，对其束手无策。还是福柯说得好，现代西方医学只是人类医学发展的一个阶级而已，既不是最高阶级，也不是最后阶级。从临床技术的层次上来实现“中医现代化”或搞“中西医结合”的路子注定是走不通的，因为两者的基础理论相差太远，所以，技术手段是无法统一的。我觉得，要是从基础科学理论角度来看待中国古代医学知识，或许会有极其重大的崭新发现。
如果我们将阴阳学说理解为正负电荷学说，讲的是人体生理上的电化学或生物电原理，那么，阴阳学说便与现代科学接上轨了，这方面，不要说中医，就是西医的研究也是非常初级的。
五行学说也可能是人体内的生物化学物质相互作用关系的学说，这些物质遍布人体的器官和组织，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机能。
经络学说是人体神经生理学的解释或者说是生物信息学的解释。
药物学说是基于上述生理学说、病理学说、生物化学、生物信息学和动植物成分的深入认识基础上形成的。
也许，中国古代医学中残存的那些知识，在思想水平上，已远超过现代西方医学能达到的程度。所以，对这些问题认识的突破，可能是现代医学的巨大突破。
我当然不是说要把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那些不可理解的记录当作现代医学的研究方向，而是想说，要以更为广泛、更活跃的思维来认识人的生理学机理，以现代科学的多维视角来寻找对人体疾病原因的解释，在这种解释过程中，参考一下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不仅可以使中国古代医学中那些不可理解的内容获得深入理解，还可以使中国古代的治疗技术真正对症。如此努力下去，中国医学就现代化了。
三、中国古代医学的问题
前面说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医学中“先天知识”的理解，主要是猜想，而非实证。下面想谈一谈对于那些可理解的问题的认识。我觉得，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存在，可能是千百年来中国医学停滞不前，以致于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现代医学的原因。这三个问题分别是脉诊问题、解剖学问题、研究方法与服务形态问题。
1、关于脉诊问题
摘一段史料：
中医的诊断方法是根据望、闻、问、切所得资料综合分析，称之为“四诊”。脉诊一事，属切诊（触诊）范畴。战国秦汉时代，中医脉诊之法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如《素问》中的“脉要精微论”“平人气象论”“玉机真脏论”“三部九候论”等均以脉诊为核心内容。但当时医家诊脉，并不像今日所见—皆以三指触摸手腕外侧的桡动脉（寸口脉），而是有分经候脉（在各经脉中寻找动脉以诊该经之病）、三部九候（在头、手、足各诊三处动脉）、人迎寸口（比较颈动脉与桡动脉的异同）等多种诊脉方法。今本《皇帝内经》中言诊“尺寸”，是指诊“寸口脉”和“尺脉”（观察前臂的皮肤）。东汉的《难经》不仅记述了许多古代的诊脉方法，而且将阴阳理论与“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相结合，将寸口脉划分为尺、寸两部分，以候阴阳的盛衰变化。这时，三指的中指部位，只是尺、寸（阴阳）的分界，而不是一部脉。汉末医家如张仲景、华佗等皆重视脉诊，但有关论述只是杂存于各种医学著作当中，未见有专书传世。魏晋时的太医令王叔和于此时总结前人经验，撰成现知第一部脉诊专著《脉经》，提倡独取寸口之法，并将寸口脉划为寸、关、尺三部，分候脏腑之疾。这种方法一种沿用至今未见大的改变。（卢嘉锡总主编、杜石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P357）
这段记载说明，在晋以前，中医号脉不只是号桡动脉，而且要号颈动脉、臂动脉，测量多处脉搏跳动的信息，具体提取哪些信息，如何提取，早已失传，但明显地要多于桡动脉一处。由多处号脉变为一处号脉，是一个由多变少、由繁变简的过程，操作手段上简单了，也意味着提取的信息量少了，判断病情的准确度下降。而之所以能完成这种简约化的过程，可能是汉末以后的医生已经不能明确地判断多处脉搏与疾病的关系，所以，减少几项也无所谓。
如果按今天的思维推测，也许多处号脉是一种“全身CT”的检查方式的遗存，因为汉末以后的人已经不知全身检查的方法与目的，故逐渐遗弃了。王叔和之脉学，讲述了许多脉象，如洪、大、疾、徐、滑、弦等，这些脉象的具体含义模糊，因与人的主观感受相联，所以，没有客观的可推广的外在指标，历来众说纷纭。实际上，对于脉搏跳动反应出的细微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五脏六腑的运行状态有对应的联系，历来医者言说不一，无从把握。依笔者之理解，可能除了少数手指感觉极其灵敏之人，绝大多数人是感觉不出来脉象的差异的，当一种诊断技术，要依赖稀少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个体感觉能力时，这种知识不仅无法普及，甚至无法言传，这是中医诊断技术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古代西方的医生也曾经以号脉作为诊断手段，这说明，中国和西方在最老的医学知识源头上，可能存在相通的地方。但西方医学后来发现，脉搏所提供的其实是心脏跳动的频率、强度信息以及血压信息，所以发明出专门测量这两种信息的工具：听诊器和血压计，于是，号脉这种传统的、依赖于主观感觉的诊断技术，变成了一种任何人只要经过简单的训练就能掌握的通用技术，可以通过体制性的培训批量复制，这是现代医学出现的一个条件。而中国，由于始终停留在依赖不可言传的主观感觉的号脉阶段，便没有发展成现代医学。
2、关于解剖学问题
现代中医理论是没有解剖学的，古代中医大多数也是不搞解剖的，但这不意味着，中医不搞解剖。多少有些近于传说的关于华佗的记载说明那时的医生是要做外科手术的，做外科手术不能不搞解剖。历史书上还记载新莽时期的皇帝王莽，曾组织太医进行人体解剖，量度五脏及脉道长度，专供医学使用。从这些零星的记载看，王莽的方法已和现代医学积累解剖学知识的方法非常接近了。离现代最近的关于解剖学实践的记载是清代乾隆道光年间（公元1768—1831年）的河北医生王清任（字勋臣），他亲临刑场，观察受剐刑者的内脏、器官，还到墓地观察各种尸体的解剖结构，写成《医技改错》一书，尽管其中有不少错误，但研究方法与西方解剖学无二。
这些事实表明，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也曾有解剖学的，但是，非常少，没有积累出系统的知识，大多数的医生并不依赖解剖上提供的生理知识治病。之所以如此，可能与中医理论影响有关，因为按阴阳五行学说，人的疾病是由于阴阳不调、五行不顺而致，器官上的症态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所以，中医较少用外科手段治病，只用针、药、灸诸种手段治病。解剖学知识稀缺也是中医没有发展成现代医学的重要原因，但也可能正寓意着中国最初始医学达到的高度：很少用破坏性的外科方法来治疗疾病。
3、关于知识传承问题
尽管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宫廷医生，还有国家办的医学培训机构（如太医院），但那只是极少数医生。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中，绝大多数的医学知识是靠医生个人收徒来传承的。而且，整个中国古代没有将病人集中在一起治疗的医院，医疗形态是以药铺和医馆为依托的，病人或上门就诊后回家吃药，或者请郎中（医生）到家里上门诊病（这和西方中世纪的情况差不多）。由于没有集中的医疗机构，也没有大规模集中的医疗知识培训机构，所以，医学知识的传承是散乱且无统一性的，不同的医生按不同的方法治病，这种分散的状态，不利于知识的集中与进化，这也是中国没有发展成现代医学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医学知识中还存在着一个和其它学科一样的问题：缺少普遍性意识。西方现代科学在做一个实验时：一定要设计好完整的约束性条件，在各种给定条件明确的情况下，去验证某一假设的因果联系。比如具体到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就一定要通过非常清晰的约束条件下的足够批量的反复试验，在不同的患者身上证明后才能确定下来。所以，能积累出系统的、可以适应于一切人的医学知识，比如细菌感染是导致疾病的原因，抗生素是清除细菌感染的有效手段等等。中国古代的医生没有这种概念，他们认为一人一病，而是也是一医一治，所以，留下的案例记载都是孤立的个案，再加上本来自己也说不清楚道理的阴阳五行解释，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医案可以演化成普遍化的知识（当然，这也许就是医学中个性化治疗的高级境界）。到现在仍然一样，我读到的那些现代名中医自以为得意的治疗案例中，他们只是讲自己是根据什么独到的见解治好这个病人的，但他这个见解是不能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知识推广的。我觉得这倒不是因为他保守技术，秘不外传，而是从根本上讲，自己这例成功的案例也是碰上去的，自己也不明白其背后的真正原因，让他再治疗下一个同类病的患者，他自己也不一定能治好。由于基础原理上的不清楚，所以，也就没有形成普遍的外在化的知识。
和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医学。独立的可普及的客体化、普遍化的医学知识的形成是西方现代医学出现的标志，在此之前，西方的医学在知识上、技术上，都与中国古代的医学类似。由于他们终于搞明白了生理学、病理学上的几项基本原理，发展出了普遍化、客体化的知识，发展出了现代医学。而中国的医学，始终没突破这道坎儿，其它部门的知识也与此类似。
5 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特点及研究方法
我们研究历史，主要根据两种“原材料”：一是历史文献，一是考古资料。所以首先要分析这两种“原材料”的形成过程以及其本身的性质与价值。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汉代以前的文献都是在汉代重新编辑、修订过的，固然保留了汉代以前的不少史料，但也加入了汉代学者充满“时代性”和“个人立场”的理解，很多时候，哪些是先秦时代人的思想，哪些是汉代人的思想，已经搅在一起、难以分清了。但总的轮廓特征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汉代以前的科技思想更丰富、更多不可理解的东西。而汉代以后，则几乎没有不可理解的东西了。所以，汉代到魏晋是中国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换时期：此前的中国科技思想复杂、混沌，虽然文献稀少且内容漫漶，但丰富性和深刻性远超过汉代。汉代以后，虽有隋、唐、宋、元、明、清诸朝代的文化颠覆与融合，但已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新出现的知识来源路数比较清楚：哪些是严肃的学者凭经验探索出的结论，哪些是江湖骗子故弄玄虚的障眼法儿，一目了然。
汉代的文献远少于春秋战国时之百家巨子，那些人如孔子、墨子、管子等已开始以苏格拉底式的思维对待他们所面对的知识，开始了“人神分离”的思想革命，汉代时的文献汇编与整理，无非是“百家争鸣”时革命成果的总结与保存。
春秋至汉，中国科技思想完成了“人神分离”的工作，从此进入一个稳定的平台期，一直到现代，出于中国人本土思维的科学技术还是那个样子，就像我们在中医、酿酒、中国手工纸、陶瓷等行业中所见到的那样。简而言之，此后的中国，科学没有大的发展。
从知识性质上来看，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包括两类：一是不可理解的，我暂时将其解释为人类最初来到这里所携带的知识，或者解释为“上帝”“造物主”“神”遗留给人类的知识，简单且不准确地称之为“先天知识”，这种知识和算卦做法的江湖骗子所搞的那一套不同，江湖骗子的知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要认真分析，就能看到故弄玄虚的动机和编造知识的方法手段。
另一类是后来的人基于自己的理性和经验发展出的知识，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及其之后的思想，中国春秋以后学者的知识。我把这类知识称为人类的“后天知识”。“后天知识”和“先天知识”之间并没有切割干净，“先天知识”虽然已经变得不可理解，但作为一个不能抹掉的知识前提，总是若隐若现地对“后天知识”发挥着各种作用，就如我们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看到的阴阳学说，西方物理学中的“上帝影子”一样。但这种作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作用方向如何？则是有待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我们研究科技史主要研究人类的“后天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知道它们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在研究人类的“后天知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先天知识”的残余，我们最好将其暂时搁置，作为一个尚不可理解的因素悬置在那里，我们只能解释我们可以理解的东西。
人类的“后天知识”又分两类，一类是各文明民族都有的古代科学技术，另一类是发韧于西方、泛滥至全球的现代科学技术。不是每个古老民族都发展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中国就是如此。所以，对我们来讲，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要解决的最大的三个问题便是：
1、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后天知识）何以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2、中国能创造出自己的现代科学技术吗？
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包括先天知识和后天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能否出现促进发展的互动？
中国是在自己旧有的科学技术近乎完全失效或无能的情况下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其实，就是在自己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完全崩溃的状态下，被迫引进新的物质生活方式，被迫学习别人的精神生活方式。这种巨变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危机，中国人研究古代科技史，带有强烈的价值焦灼感。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抱着重建文明自信的心态从事研究的，于是，导致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大多数研究文献都带有强烈的“阿Q色彩”，最突出的例子有两个：
第一，“早已有之论”，比如说我们炼钢技术早就有了，早于西方多少多少年；我们的某项化学技术早就有了，早于西方多少多少年，等等。
第二，“指鹿为马法”，把中国古代的一些活动，硬解释为现代科技活动，如把炼丹家的许多活动解释为化学研究。其实，中国古代出于不同的目的探索出了当代化学反应生成物，这与西方有意识的化学研究有天壤之别。炼丹师是为了自己延年益寿或骗人骗财，没有理性根据地瞎鼓捣，尽管有不少意外的发现，可以用现代化学原理来解释，但不能把炼丹师归为化学家的行列。
我觉得，上述两种例证在理性上是错误的，在重建价值自信上，也是没有必要的，在科学研究上，更是有害的。
“早已有之论”要不得，因为它回避了一个问题：早已有之，为何没发展出现代科技？具体来问：你早已有炼钢炼铁技术，而且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的冶铁炼钢技术？为什么要成体系地引进西方的高炉，而废弃传统的冶铁炉？你早就发现并利用了天然石油，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石油工业，等等？以“早已有之”在现代世界立足，这是自欺欺人的笑话！
“指鹿为马法”更要不得，你说中国古代的炼丹术是化学，那些炼丹师承认吗？他们是按现代化学的思维方式在思考问题的吗？中国炼丹师与西方化学家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思维异同？中国的王清任也搞人体解剖，他和意大利的维萨留以及法国的哈维这些公认的现代医学解剖学鼻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思维差异？这些才是真问题，才需要我们认真去回答。
我们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来回答上述问题。
在医学领域，我们有如下发现：
1、中国古代医学是自成体系的，其体系的完整与坚固，使得其既发展不出现代医学体系，又无法与现代医学对接，至今，仍保持着独立的状态。
2、中国古代医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及不可理解性，与其中“先天知识”所占比例过大有关，它的基础理论几乎都是不可理解的“先天知识”。
3、中国古代医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尚以“中医”的身份独立存在于现代世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确实有疗效，尽管人们对其原理不能理解，但对其疗效是不能否定的。这种疗效的存在意味着它的原理有道理，只是我们还不能理解它而已。
4、不能以单纯的西方现代医学来理解中医，那样，两种知识体系永远是无法对接的，而是要在人类科学理性的自觉上重新认识中医。比如关于疾病原因的分析上，张仲景提出的三种原因：一是外伤，二是外来生物影响，蚊虫叮咬和细菌感染都是外来生物影响，三是内部血气运行不协调。前两种原因也是西方现代医学认识到的，并给出了更清楚的认识和解释（如发展出微生物学），后一种原因现代医学尚未正式认识。如果我们真正以现代科学的理性思维和实验方法去破译中医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说等，那么，将会掀起一场医学革命，更广义地说是一场生命科学的革命。
中国的科学传统是蕴含了人类伟大智慧的，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自信，犯不上去编造“古已有之”“指鹿为马”的瞎话来自我安慰。
5、和现代科学思维相比，中国古代医学知识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不只是存在于中医中，也存在于学习西医的中国人中，试举几例：
（1）对不理解知识的盲目崇拜。
中国古代医生其实对阴阳五行之类的知识没有一个是真正理解的，但都扯过来解释自己的临床行为。现代中国的绝大多数西医临床医生，对西方医学推出的新药、新方法其实也是不理解的，他们从来没有参与到这些药物的研发过程中，但是抱着迷信的态度大量使用，然后鹦鹉学舌地背诵西方人给的说明书。实际上是没有独立现代医学思考能力的。
（2）知识形成过程中的非客观性。
中国古代医学的知识，具体到临床时，都是临床医生个人的经验，是一种主体化的知识，严重地依赖医生个人的天赋（包括悟性和经验），不可言说，当然还有秘不告人的个人小算盘这种道德上的因素，但我将这种因素排除在外，就算那个师傅真心真意倾其所有地教徒弟，徒弟也未必学得会，因为师傅本身在思维上没把知识客体化，而徒弟的悟性又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情况在现代西医中依然存在。在任何一个医院里，设备可以统一更新，但医生的水平不一定能延续下去。现代医学院只是把那些最常用的知识客体化了，而更多的对临床有巨大作用的知识（略可等同大家通常说的临床经验）是要靠个人积累的。在这方面，各医院都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很多医院中，出现了一个名医，确实有水平，但该名医退休之后，这个科室的水平就急剧倒退，甚至永久恢复不到这个水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该名医没把他的主观经验知识客体化。
在石油工业领域里面，我们曾回答过中国古代为什么没发展出石油工业的问题。
在造纸工业领域，我们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在现代世界里有巨大的价值，它用可再生的草浆、竹浆、灌木树皮做原料，污染排放小，产量大，用于现代报纸印刷的话更具经济性。西方现代造纸业以不可再生的乔木木浆为原料，工艺上高耗能、高污染。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造纸生产国，这意味着也是全世界上因造纸而污染环境最严重的国家。中国传统造纸业崩溃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没有发展出与传统纸匹配的印刷机（这一点是可以通过研究突破的），一个是没有发展出可以批量复制的大规模造纸技术。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国纸会重复焕发其独特的生命力的。
说一说我们对中国科技史的总体感受。
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独立的“先天知识”来源，也有其后人独特的理性思维特征。它创造出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主要是由于其内在的原因：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独特的构造知识、传承知识的方式、“先天知识”过强的影响等，都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现代科技的原因。
2、中国古代科技（主要是后天知识）在思维本质上与西方现代科技就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科技无法与现代西方科技对接，只能被闲置在一旁，全部引进成体系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
3、中国人像古代对待“先天知识”一样，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本质和原理缺少理解，只是在形式上，机械地照搬照抄亦步亦趋，迄今为止，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原创的现代科学能力，现代中国人对待西方科学的精神状态，和中国古代人对待“先天知识”的状态是一样的，因而，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实际上是停滞不前的。
4、我们要通过对科技史的研究，深刻反省自己的思维方式，以现代科学应有的理性精神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
5、中国古代科学中的伟大智慧（主要是先天知识）与现代科学的精神实质有相通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真正在现代科学研究中有原创性的突破的话，很多古代科技智慧可能被再度激活。
关于政治制度因素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我只简单地说两句：
第一：不是制度决定了科学，而是科学决定了制度，如果科学家们真实现了思想的革命，那么一定会导致制度的变化，这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
第二：西方的科学革命都是在专制制度下发生的，法国路易十四时就有科学院，在大革命之前，化学家拉瓦锡已经完成了他所有最重要的贡献，革命反倒砍下了他的脑袋。俄国最杰出的科学家门捷列夫、波尔科利多夫，都是在沙皇治下完成其伟大创造的。
当然，自由的制度有助于科学研究，但我要强调的是，科学家不能等着制度自由了之后再去研究，相反，正是科学家们的自由研究，才动摇了专制制度的基础，催生了新的自由的制度。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不是中国没有发生科技革命的原因，恰恰相反，由于中国没有发生真正的科学革命，所以，每次王朝更替后新建立的制度必然是专制的。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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